往事丨祁林：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珠穆朗玛
老编的话：今天，是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同学，原北京日报记者祁林的周年忌日。本号有幸获得祁林夫人静茵女士许可，推送祁林旧文一篇。有关此文的来历，静茵女士在致老编的邮件中，已有详细说明。
作者简介
祁林
祁林，1955年生于北京，北京166中毕业留校任教。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1982年分配北京日报社，曾任国际部主任。1990年代后，祁林在多家知名民企任职高管。2016年11月因病去世。
相关内容：
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全家福，二排右11为祁林
原题：
踏破人生
只身走边疆的摄影家徐力群自述
祁林
“每一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座珠穆朗玛，那就是你凭着勇气和智慧去攀登的目标。”
——徐力群，1988年11月18日在世界之巅想到的。
我办公桌玻璃下有张照片，是摄影家徐力群在距离世界最高峰的顶峰两千多公尺的高度拍下的。尽管徐力群半开玩笑地对我说，这张照片倘若发表，所得稿费与在平地上拍的照片一样多，但他巡礼世界最高峰的气魄，以及只身考察祖国边陲迄今摄下的三万多张照片，绝非现在的精神产品计酬法所能衡量得了的。
也正是因为现在“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，阻扰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，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已死，人类喘不过气来”（罗曼·罗兰），他的行动才有金钱所不能评价的意义。“打开窗子罢！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！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”，这也是我介绍徐力群给读者的动机。
徐力群，40岁，哈尔滨人。若不是他正在北京开着一辆写有“边疆万里行”，涂着五颜六色各种地名的摩托车，那些不大讲礼貌的北京人，会脱口叫他声“土老冒”。
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两年前。他从东北重镇黑河出发，驾车行驶五千多公里，抵达中蒙边界东端的伊尔施后，来京做短暂休整。那时他是兴奋的，不停地说沿途的见闻。
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年前。他已走完整个北疆，来京办首届边疆万里行摄影展。他已不太愿意讲历险故事，面对南下将遇到的“世界屋脊”，只是坚定地表示“走下去！”
此次，他已成功地走完了最艰难的路程，即将奔赴富饶的东南沿海。我们促膝而谈，他更加沉稳，细细品味这两年来的感受，如同收藏家整理他毕生的财富。下面，便是他三小时谈话的录音。
躁动
你问我什么时候最后下决心走边疆？是在我40岁生日那天。
3月24日是我生日。那天早上四点，我一觉醒来，想起西方一句格言：“人生从40岁开始”。这句话有道理：一方面40岁应该是人生成熟的时候，“四十而不惑”嘛！经验多了，不切实际的幻想、狂热少了，比较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了；另一方面，40岁以前没干成的事业，这时开始还来得及。尽管是个借口，也有点晚，总还可以找点安慰：人生才开始嘛！所以，人到四十岁的时候，一般都要想想自己还要干什么，还能干什么。
我是个个人行动主义者，行动就是我的哲学，行动代替思想。我不大善于思辨，但相信行动，干就是一切。这与我的家庭有关。祖祖辈辈是农民，父母从小受苦。父亲小时候放牛，没鞋穿，不得不在冬天，把脚放进刚拉出来的牛粪里取暖。母亲两岁死了娘，五岁即开始承担家务。做饭够不着锅，站在锅台上干。现在，我父母早已退、离休，每月拿200多块，我们还给一点，在哈尔滨有两室一厅的房子，可就是闲不住，在楼里开办托儿所，根本不是为了赚钱，完全是“第一需要”。我再反对也不行。
但这种东西对我不可能没有影响。苦干，行动主义，都继承下来了。想一件，干成一件。所有想的，包括幻想，都实现了。真的！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想搞创作便到大兴安岭，在加格达奇文化馆搞摄影。那正是“文革”期间。我看到一本画册《知识青年在北大荒》，就想：我们大兴安岭的知识青年也太值得反映了，出画册！那时还没有个人出画册的，可我居然搞成了，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《林海添翠》，后来又出了一本《大兴安岭》；第三本《绿色宝库》……
我还干了许多奇怪的事：1979年，我离开工作十年的大兴安岭，调到哈尔滨《黑龙江农业》杂志任摄影记者。当时我已小有名气，调回省城是很容易的事。可我在省里呆得很别扭，一是受不了办公室那种刻板的限制和复杂的人际关系，二是必须要拍不熟悉农业技术题材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搞出了一套推广农业技术的幻灯片。每项技术拍十几张片子，配上解说，音乐，还自办发行，搞培训班，效果挺好，大受欢迎。为这个，省政府给我记了一次大功。
闲着没事，我又给自己找事：中国有那么多本菜谱，居然没有一本汤谱。而吃菜离不开汤，搞它一本！尽管我不会做饭，可跟给省长做饭的厨师混熟了，他做汤最拿手，半个月下来，我搞出了200多种汤的做法。共十几万字，配上照片，我还写了篇序言：《论中国的汤》。既然要论，就得下一番功夫，不能瞎写。这本书出版了，现在是独一份，看看我写的序言，还行！
既然能出画册，搞幻灯，写汤谱，我就觉得我干什么都行。干就是追求，就是一切。我挺崇尚我的行动主义。
说起走边疆，还得归结为我在边疆生活的启发。我大学毕业后十年在边疆，在省城工作了五年后，又主动要求再回到边疆。我对边疆的一草一木皆有情。调回前，省里说可以为我保留户口。既然要走，还留什么户口？我没同意。我当时只是想一辈子拍黑龙江。把这条4900公里长的中国第三大河，世界第五大河拍好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重返黑河的第二年，我被评为文化部系统唯一的“祖国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”获得者。在北京发的奖。香港一位摄影家曾对我讲：“你应该到南方，西北、西南都转转，再回来拍北方，对比更深刻。”可那时没条件。在北京领奖时，一位部长问我有什么打算，我脱口说：“如果允许我沿着边疆走一圈，就好了！”这位部长说：“别人都想去名山大川，深圳、香港，还没听说想去边疆的，好！”他这一说好，就坚定了我的念头。
我是普通劳动者的家庭出身，对人民怀有很大的同情心。记得，1985年夏，我沿黑龙江采风，客船有一天停泊在一个名叫“御史大夫”村的码头。这个村只有十几户人家，村名大概和历史上的一段故事有关。我们乘的客船十天来一次，每次停泊，全村人都要来岸边观看。不送客，也不迎客，只是看。客船是他们与外界沟通的唯一窗口。
在他们茫然的目光中，我感到他们太缺乏关心和了解了。我按动了快门：那拄拐的跛者，抱婴儿的妇女，白发老人，连同全村的鸡、狗，都摄入了镜头。边疆又有多少这样需要人们了解，也希望了解内地的小村呢？加上我一直对边疆的历史沿革、民族概况，自然景观、风土人情等等方面感兴趣，于是下了一个决心：将自己化为一根“银线”，串连起祖国边缘的“珍珠”！
苦难
没有哪个人脸上不带有苦难的标记。苦难对强者是财富，对弱者是万丈深渊。可惜，我拥有这种“财富”太多了。
我干事常爱把退路堵死。“摧毁”了家庭后，更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但没想到，走边疆不比我申请回边疆那么容易。整整半年，我奔波在黑河—哈尔滨—北京之间，光差旅费就花了几千元。我得一次次地同各级政府机关打交道，向企业拉赞助，完全是单枪匹马，疲惫不堪。好不容易，争取到文化部特批的一万元，黑龙江省文化厅也拨了一万元。而我光摄影费就需要四万元左右。钱不够也得走。日本一家公司愿支付我全部费用，条件很苛刻，没谈成。
幸好，南昌飞行制造公司提供了特制的“长江—750”摩托车，张爱萍将军书写了“黑龙”号车名，我弄到了一大沓子介绍信，算算可以走了。1986年9月19日，我踩着了启动器，告别了黑河地委大院送别的几百人，喊了一声“我一定会回来的！”头也不回地驶了出去。
深秋的东北大地景色壮丽：金黄的田野，幽绿的林木，殷红的朝阳……而我的脑海里都是一片空白。风声，马达声，轰响成一片；道路，前途，茫然无知。开始，我有一种英雄的感觉，仿佛天下只有我一人，我是在替大众受苦似的。我将近代一位旅行家的话抄在笔记本的扉页：“余此行乃以世界为我之大学校，以天地与人事为我之教科书，以耳闻目见，直接的接触为我之读书方法，以风霜雨雪、炎荒烈日、晨星月夜为我之奖励金……”多么悲壮！
这种感觉常使我呼天喊地。有时一连走几天也见不到一个人，只有同大自然交流。在内蒙古大草原上，在荒芜人迹的森林里，我常莫名其妙地大喊一气，发泄心中的苦闷。
尽管我有足够的吃苦精神和很强的适应能力——我的足迹曾踏遍大小兴安岭的农场，我同鄂伦春人骑马打猎，常露宿雪地，过茹毛饮血的生活——但还是没有想到此行的环境如此残酷。那年的冬天来得早，10月下旬，已是零下20度了。山风呼啸，冰封千里，又是终日行车，感觉如同在零下40度一样。我带了100公斤装备，常常把全身裹起来，只露出一只眼睛，每次掏照相机都要下最大决心，拍完后再把相机密封装好。
严寒和颠簸使照相机多次发生故障。我带的一箱压缩饼干颠成了粉末，牛肉干“摇”成了“煤球”，胳膊粗的钢管车架折断过七八次，减震器颠坏了三个，车把都颠下来过。我时常惊讶：“钢铁都断了，人的骨头居然没断！”至于油管冻裂，轮胎撒气，车陷沙丘，30度坡上熄火，黑天迷路、无处投宿的情况，更是家常便饭。
在严酷的环境下，创作已经是第二位的事了，首先是生存，是怎么活下去。因此，我常常觉得委屈：谁需要我、要求我走边疆？谁知道我、关心我受的苦？我连家都没有，如果死在路上，都没人为我哭！
一次，我投宿在一个地质队的营房里，早上醒来，发现自己被锁在屋里。大概人们在忙碌中把我忘了。我铺开信纸，想写封信，竟然不知给谁写。从不掉泪的我，那天哭得像个孩子，泪水打湿了信纸。
有时，人的意志力很脆弱的，脆弱得像张纸，不堪一击；有时又很坚强，像钢铁。这之间有什么规律？我觉得在于接受苦难打击的次数和程度。一帆风顺的人不可能成为优秀者，钢铁是在炽热与骤冷之间炼成的。这两年半，我浓缩了人生几十年的感受，如同一场战争将历史浓缩了一样。
我经历了大悲大喜，大起大落，经历了极端的孤独，和不知多少次被素不相识、并不想得到回报的人的搭救、帮助。在无数次感情的波谷浪峰之间，我成熟了，成熟得连我自己都很吃惊。比如，我不再有以前的那种英雄感和痛苦感，不再觉得自己好像是日本电影《追捕》中的杜丘，驾着飞机唱着“啦呀啦”在空中翱翔，也不再觉得自己仿佛替天下人受苦似的；我不再感到四面压来的孤独，不再哭、喊，而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，进入了宗教的那种“静”的境界：一切幸福、苦难、快乐和烦恼，都可以用沉默来化解，人类的七情六欲，对我已经无所谓了。
我似乎成了“神”：没有什么困难是我克服不了的，没有什么险关是我过不去的。看看我走过的路：这里有世界著名的“进去出不来”沙漠，海拔5000米以上的“生命真空”地带，从没有行驶过摩托车、更没有单人驾车行驶的“世界屋脊”。沿途遇到有险情，凡是能够凭个人能力解决的，我就充满信心去干。
譬如，在西藏，我的车几次陷到湍急的河流里，开始我害怕。经过得多了，也就不怕了。自己一点点的把车上的东西搬上岸，再想办法去找杠子撬车。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阿里县，摩托车由于缺氧而燃烧不足，气缸高热，坡陡爬不上去，我就一点点地拿水壶到很远的地方舀来水，冷却气缸，晚上就露宿在山上。这些困难都是我以前无法想象的，居然也随遇而安，并不怨天尤人。
遇有实在解决不了的难题，就守在路边，等人帮助。我知道，等十天半个月也得等，一定能等来人，所以并不着急。这种平静并不是感情麻木，而是一种超然于物外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的达观，能够“修炼”到中国人历来推崇的“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”的境界，得要有一番脱胎换骨的功夫。
超越
真正的超越是完全无我的，甚至是一种游移于四时六合八荒之外的东西。边疆万里行，对我来讲不只是要走四万公里路，更要踏破人生，跨越，走出一个全新的自我。
有人说我的行动是探险，想出风头，寻找刺激，甚至认为我不可能走完边疆。的确，我的行动很难被人理解，如果成功了，则更难以说明。即便是自己，每段的认识也都不一样。
现在看来，当初是有些狂热，并不知道将要遇到什么，只是崇尚行动。随着步步深入，认识逐渐深化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祖国、人民的力量，我早就半途而废了。
祖国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，她首先表现为领土和人民。在边缘线看国土，更感到她的奇伟和壮阔。边疆集中了中国最壮丽的自然景观，高山、大河、荒野、沙漠、平原、丘陵、森林、海洋……那神秘的界碑、界堆、界桩、界河，那雄壮的国门，静谧的农舍，洪荒的落日，密林的朝阳，从西夏古城遗址到抗日战场残迹，从陨石雨般散落的戈壁石，到野兽在雪地上如天公之笔般的足迹，以及沿途数十个民族迥然有异的生活习惯、宗教信仰、面貌特征、服饰、住房乃至墓葬形式，真是说不尽，道不完！
就说我刻意考察的边境线吧：那地图上蜿蜒的一笔，竟可分出几十种形式，有的以主航道厘定“楚河”，有的以铁丝网划分“汉界”，有的是一条无形的线，相隔数公里以一堆石块为标记。这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连野兽都知道，一跑过去，它们便昂首挺立，量猎手们也不敢随意开枪……
最动人心魄的还是高山。山是大地的母亲，有山才有水、绿色、生命和富饶。在山上呆久了就想陆地，但回到噪杂的城市，就感到人欲的卑微和高山的可爱。人类回归自然、酷爱高山的本性是植根于血液之中的，见到那么多高山，我理解了这一点。
推动我前进的另一个动力是人，那个哺育我、又促使我超越的阶级。我和劳动人民有天生的血缘关系，只要是劳动者，我们便有共同语言。不管走到哪里，我都无需拿出介绍信，我的这股劲就是介绍信，边民们把我当做最亲的人，他们对我的评价远远超过我自己。在内蒙古大草原，乌兰牧骑为我一个人演出，并将节目录了音，让我路上听；在新疆，伊犁电视台为我拍了一部电视片；在西藏，边防战士为我举杯，两听啤酒便令我大醉。
我无数次遇险，全靠素不相识的人们帮助；我两年所感受的温暖，超越了40年的总和。所以，我不再委屈、孤独，也不再痛苦、欢乐。因为我知道前边还会有更多的痛苦和更多的快乐。我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他们。我要把见到的、想到的介绍给全国人民，甚至全世界，让人们关心他们，帮助他们克服落后的状态，共同走向富裕和文明。
我迄今最大的收获不在于三万张照片和几十万笔记，不在于已经发表的文章和即将出版的画册，也不在于展览会的成功和新闻界的报道，而在于我自身。那种超越自我极限创造的记录，那种对于人的无尽的能力产生的无尽的信心，比一切文字和图片都宝贵。所以我说，我不光在走边疆，也在走人生之旅。
写于1988年底～1989年初
祁林（前排右3）与大学同学在一起
祁林夫人的信
CP老弟：
周日才取回祁林手稿，已录入，现转发给你，随你用或不用，怎么用都可。
1、我在《悄悄话》（点击阅读：静茵：雪域高原的悄悄话 ）中提到过，为什么要带祁林的骨灰去珠峰？祁林生前我没有跟他有任何约定，纯属一人决定，一厢情愿。就是觉得只有在那个最圣洁、最高远、离天最近，也离心最近的地方安放他，我最踏实！无需任何悼词，他在我的心里永远闪光！
祁林手稿
2、突然“飘”来的祁林手稿，共有三份，其中“踏破人生”有两稿。是长篇采访，我录入的是第二稿，第一稿完全辨认不得。这第二稿就像是祁林专为我誊写的。经过讨价还价，我以880元回购了共三份手稿。估计这些近30年的手稿，在那里已经默默地、默默地沉睡了许久，只是等待着有一天被我发现！
祁林手稿
3、当我看到这些再熟悉不过的字体，有如祁林就在身旁。祁林生前文章无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“飘”来这份文稿？而且是我刚刚西藏行回来。我不知道，为什么会以回购的方式复得祁林手稿？而且文章内容恰恰与西藏有关。
祁林在台湾，2015年5月
我曾在《佛堂，我问佛》中写道：“我问佛：千里来此寻找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佛曰：心中有我，无需千里。”果然如此吗？我越来越信不死的灵魂，越来越信冥冥之中，越来越信因果报应，越来越信心有灵犀，越来越崇尚大爱无疆！
今年6月的那天，我写到“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没有孤单，没有恐惧彷徨，没有个人恩怨！”有人能收藏祁林的手稿并拍卖，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宝贵的吗？我早已没有了一家、一己之荣辱得失。只渴望在善良的光照下，国人能建树起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！
祁林（右）与大学同学。2015年11月
4、刚开始发现祁林手稿时，觉得那是祁林听到了我的“悄悄话”。誊写这些文字时，却觉得是祁林再对我说“悄悄话”。发表这篇稿子的时间应该在1988年底到1989年初。因为原稿上没有时间。我看到过《北京日报》刊载，但一时找不到，无从核实见报的准确时间。
看似祁林在写徐力群，实则是写他自己，尤其在文章“二、三”两部分看得非常清晰！他就是那个在黑暗中曝光所有底片的人，就是那个“我是新闻记者！”冲出家门的人……就是那个跑新闻抢新闻不顾命的人……吴祖光曾给他题字“生正逢时”！现实中他却生不逢时！不会弯曲、不懂迂回，直面“枪口”，宁死不屈，造成他悲剧人生。
不对之处，请指正。
2017年6月13日
祁林的骨灰，被撒入雅鲁藏布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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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轩编辑、工圣审读